行走在历史边缘扬州铁皮保温施工队

――试论林纾其文其人

张雪韵  张志平

（云南大学 中文系，昆明 650500）

内容摘要：林纾在混沌的晚清异军突起并非毫无缘由，林译小说的价值已被众人认可。然而林纾被攻击、被误解的遭际和林译小说的命运并不相称。林译小说一炮而红、独树一帜，林纾却行走在历史边缘。他对清廷怀有深厚感情，反对激进变革，因此承受了过多言过其实的指责，他的曲折命运折射出历史的另一面。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遭际；殉道者

在中国历史上扬州铁皮保温施工队，晚清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期：封建王朝进入生命黄昏却还在垂死挣扎；不知在何方的曙光迟迟未现，时局险恶，政局跌宕，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张勋复辟，慷慨悲歌中总掺杂着哭笑不得的闹剧和伎俩，晚清的中国陷入混沌迷离之境。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怀着希冀与惶惑交织的心情面对着暴风骤雨。

王国维明确指出：“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怅怅无归……”[1]中国文人向来以敏锐触觉感知瞬息万变的现实。他们不安于现状，用激进或保守的方式参与着历史发展：从晚明开始，陆王心学即与程朱理学相对，强调“本心”和“良知”，回应追求个的时代要求。晚清，从讲究“诚”与“情”、认为“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的龚自珍，到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乃至纷纷扰扰变法图强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直至“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国民改造”命题……[2]其间有多少次期待和落空，后人已难以想象，但在中西夹杂、雅俗不分的晚清文学中，痕迹依然清晰。夹杂在“政治小说”、“哲理小说”、“科学小说”等多种门类里，翻译小说异军突起。晚清小说研究的拓荒者之一阿英指出，晚清译作的成就不在创作之下，众多学者已稽考出当时有几百甚至上千部翻译小说[3]。据郑振铎统计，在这些翻译小说中，成书的林译小说即有156种。林纾集赞誉和骂名于一身，他是晚清文化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毁誉参半中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一、关于林译小说

林纾1897年开始翻译小说。他经受着丧妻之痛，在机缘巧下跟王寿昌译出《巴黎茶花女遗事》。谁也没料到，这样一本连口述者和笔译者的署名都非本名的小说竟能“不胫走万本”（陈衍语），“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寒光语）。自此，林译小说成为近代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林纾以不通外语的古文家身份，分别与熟悉外语的人译了数量可观的外国作品，其中不乏西方作家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它们大多一次被译介至中国。时至今日，林译小说已被众多学者关注，它以辛亥革命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林译小说多有自序或他人写的序，有跋，有《小引》、《达旨》等，后期林译小说少见这些内容，译者态度更加灵活，如同钱钟书所言，“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要达到‘一时千言’的指标。”[4]林译小说中被公认为佳作的有四十余部。在杂乱纷扰的晚清，这些作品震撼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读者。

无论准确与否，林纾“听译”式的译书方式堪称独步。他“少时博览群书。五十以后，案头但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5]，还在岳父刘有�影响下阅读了众多理学书籍。他中举后曾在福州龙潭精舍跟友人讲论程朱理学，四十岁后，对“《诗》、《礼》二经及程、朱二氏之书”仍“笃嗜如饫粱肉”[6]。由此可见，他饱受封建正统教育并深受封建理学影响。但是，他和大多数天分甚高的人一样，有过“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7]的青春。不同于全然守旧、不知变通的腐儒，他有狂浪不羁的一面。他曾讥讽过宋儒的假道学：“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宁拘挛曲�其身，尽曰作礼客，虽心中私念美女颜，亦不敢少动，则两庑之冷肉荡漾于其前也。”[8]在此，他的讽刺不屑之情溢于言表。正因林纾的这一面，他在跟他人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至伤心处，辄相对大哭”，不顾道学伦理沉浸在小说带给自己的审美愉悦中，他还译完了杨紫鳞、包天笑因顾虑重重而未能译完的《迦因小传》。他受到道学家的猛烈攻击，但他的这一举动泄露了他的真情、文人气。

林纾虽被“五四”青年斥为“野孤禅”古文家，但他在成为顽固派之前并不保守。诚如胡适所说，“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文学观念的变迁，而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30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视野。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9]事实上，“林琴南”的很多事，当时的年轻人并不知晓。譬如，马江战役后，他和友人周辛仲冲过卫队，在钦差大臣马前呈递状纸；《马关条约》签订后，他和陈衍等人上书清廷坚决抗议；四十六岁时，他写了迟来的一部诗作《闽中新乐府》。他受过传统诗文教育，他写新乐府看似不符他的经历和背景，但是，其严密的古诗格律并不适用于激烈文风和表达现实情境。他对古典文化崇备至，但现实的尘雾已弥漫在周围，于是他选择新乐府这种较为浅俗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启蒙要求。从救亡图存到抨击陋习，也许不够振聋发聩，但他在这些诗中诚诚恳恳地表达着自己的思索和困惑，以及自己的激进态度。他疑虑着儿童学《六经》时“默诵经文，力图强记，则悟转窒”[10]；他通过《兴女学》、《小脚妇》等表达着朦胧的女意识，尤其是在《兴女学》中指责“华人轻女患识字”、“长年禁锢昏神智”现象，认为女子应获得教育权；他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里无意中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现代观念。中国文人涉及青楼的文学创作，内容多为因循守旧的命运悲剧，而非与人物共鸣，与此不同，《巴黎茶花女遗事》中马克和亚猛的爱情虽以悲剧告终，他们彼此却赤诚相对，因此，林纾在转述这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时，顺便传递了他在爱情、人格上所体现的自由平等观念[11]。当然，他的思想并未突破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他“兴女权，倡女学”的根本目的是维持稳固的婚姻秩序。他将获得教育权以及自由作为解放女的关键，是晚清“前现代”的女权思想的理延伸。[12] 

林纾写作古文时字斟句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轻松熟练。钱钟书指出：“纾移译既熟，口译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限一时许就千言，不窜一字，见者竞诧其速且工”[13]。一方面，他的古文功底扎实，对文字的感知敏锐，但另一方面，他这种“运笔如风落霓转”的译法并不完善，删译、增译、窜改、讹误不少，对此，钱钟书、郑振铎等人颇有微词[14]。这是他“不审西文”的结果，也是他“信笔行之”的结果。曾朴建议他用白话译文、且预定译品标准，但他以“用违所长”和“不懂西文，无从选择预定”为由一一拒[15]。林纾对小说不加挑选以致品质良莠不齐，特别是他介绍了西方作家却未介绍他们的代表作，也是一大缺憾。

尽管如此，后人对林译作品抱以宽容态度：“虽然钱先生百般为林纾辩解，但从我们有关翻译本质观的反省的立场来看，钱先生对林纾恐怕还是过于苛求了。”[16]中国近现代翻译是从晚清起步的，当时没有统一的翻译标准，翻译局面复杂扬州铁皮保温施工队，具有丰富的可能。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刚刚起步，翻译向何处去，如何建立翻译标准等尚未明确时，林纾已在尝试翻译外国小说、探索翻译标准。用现代的翻译观和翻译标准去衡量，林译的确“讹误”很多，但问题是现代翻译观和翻译标准本质上也是人们主观建构的结果，并无充分的学理根据。换一种翻译观和翻译标准，林纾的“讹误”可能恰恰是“正解”。在后人看来，我们今天十分“准确”的翻译可能同样是误解和误译。[17]何况，不管是“翻译”还是“小说”，林译具有革新意义：相比晚清之前的大部分翻译不可信（如不注明作者姓名，任意改换文中人名、地名等），林译实为踏实；虽然误译随处可见，但是凭着扎实的古文功底和超的审美能力，他能用古文惟妙惟肖地描写叙事而不改其情调。《巴黎茶花女遗事》中情致哀婉。《拊掌录》中《睡洞》篇描述小儿乱象“一出大门，声如潮落，错综跳跃而去”，亲切得有如人们亲眼目睹小儿们嘈杂出门的景象；而即将赴心仪对象之约的塾师“乃向村人汉斯借马骑之，状似古英雄之访美，匆匆上道”，有如临行前的堂吉诃德一般，举止过于一板一眼，煞有介事，引人忍俊不禁。正如茅盾所说，“林译也有不但不很歪，而且很有风趣。……甚至与原文风趣有几分近似的，例如《拊掌录》中间的几篇，这一点我们既佩服，而又惊奇”[18]。他原本古文修养深厚、对文字具有浑然天成般的感受能力，广泛接触西方文学后，他的视野日益开阔，这进一步提高了他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感受能力。于是，在他看来，司各特小说“绵褫”，小仲马小说“疏阔”，狄更斯小说“千旋万绕”[19]。他的概括出于感认识，却精确、细致，难能可贵。

从小说史看，林纾将小说这一文类扶上圣坛，一改小说过去居于“下流”的“小道”地位。长期以来，上流社会轻视小说导致它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直到晚清维新派文人发现小说对民众有巨大影响，才开始提出有利于小说发展的言论，以梁启超的“小说乃文学之上乘”为代表，他们自己也开始创作小说。尽管如此，小说的功能更多是“载道”而非审美，获得“雅”、“正”身份的小说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艺术特征[20]。与此同时，言文分离的情况依旧存在，书面语言是文言，白话小说未得到中上层文人的认可。翻译虽然根源于原语外国文学，但翻译文学有新的根，即译语以及深藏或积淀在语言中的本土文学传统和文化元素[21]。此时，林纾以简洁雅致的古文译小说，“正如前清官僚带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22]。又如施蛰存所说，“他先把小说的文体提高，从而把小说作为知识分子读物的级别也提高了。”[23]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在序、跋中阐述自己对西方小说和中国古文相通之处的理解，他的表达虽掩盖了原著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消除了士大夫阶层对西学的误会，既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小说的受众面，也让相对闭塞的知识阶层明了欧美也有文学，不再继续以为中国的不及人处只是政治组织腐败，不是文学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落后[24]。林纾有言：“余荒经久，近岁尤耽于小说，有所惬，亦莫能革，观者幸勿以小言而鄙之。”[25]像林纾一样，众多文人通过这样的途径，以情和趣味作保，而非一味鼓吹小说的功用，逐渐认可了小说的价值。

林译小说在跟林纾同辈的文人那儿获得褒贬不一的评价，在年轻一代那里，林译小说给予他们的几乎都是积的影响。鲁迅、周作人兄弟嗜读林译小说，“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26]；郭沫若打比方，他早年所受的林译小说影响，像“车辙的古道一样，很不容易磨减”[27]；钱钟书指出，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小说，才知道西洋小说那么迷人，并反复不厌地阅览林译哈葛德等人的作品[28]。“五四”文化人成了林译小说的潜在受众，林译小说、严复译著和《时务报》之类的报刊杂志一起，为他们描绘了关于西方的清晰知识图景，直至“五四”爆发。然而林纾的命运，也在剧变的时代发生了戏剧的变化。

二、林纾的未卜命运

当陈独秀等人激情昂扬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时，设备保温施工应者寥寥，在思想界依旧沉闷的“无声的中国”未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29]。于是，便有了“双簧信”这出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文学革命之反响》，跟刘半农假戏真做的《复王敬轩书》一唱一和。其实钱玄同在文章末尾意欲将严复引出，说“某意今日之真能倡新文学着，实惟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然而严复“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执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也”，因过于自信、不屑与后辈计较，没有上当。在钱玄同的文章中，顽固愚钝的守旧派王敬轩交口称赞林纾，将他捧上古文魁的地位，这就为刘半农的攻击提供了明确的靶子。林纾本是跟“五四”文化人联系紧密的旧派人士，他的译作，对小说地位的提升，对早期白话诗歌的尝试，对“五四”文化人有重要影响。但是，他的命运耐人寻味，如历史学家罗志田所说，“小说得到社会的重视与林氏的努力和成就分不开，但得到承认却正是新文化人努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化诸人不过是步林氏的后尘而发展之。惟他们在此同时却把以译小说而成名的林纾作为攻击的对象，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诡论现象。”[30]

当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文化人恶意咒骂桐城派人士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时，被讥讽为“婢学夫人”的非正宗桐城派的林纾孤身应战。有学者认为，此举“不排除身为桐城派边缘的林纾邀宠于‘正宗’的虚荣心理”[31]，然而林纾情向来热烈，“只嫉恶之心过严，服善之情逾笃”[32]，他禁不住钱刘二人的双簧蛊惑而出身迎战，倒也不难理解。胡适后来也承认，正是钱玄同说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两句话，为“五四”文化人找到了革命的对象。钱氏并非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只是后起的响应支持者，而革命的对象却被他“找到”，这意味深长。林纾虽善作古文却无门无派，并未真正入过桐城派。他在北京大学执教后期，又因卷入文人们关于唐宋文和魏晋文孰优孰劣的论战而败走于章太炎一派面前。陈独秀用的一个“婢”字，指责林纾学问不及孟韩只能仿，又何尝没暴露出严苛的旧等级观念。林纾为前朝举人，蔡元培是翰林，陈独秀只是秀才。陈独秀治学走儒林一路，文字音韵等小学功底扎实，于是“新旧两派都不同程度地把林纾排拒在小至桐城派而大到‘旧派’之外，从一开始的主动攻击和后来的驳辩，都一直抓住林纾的认同危机即旧派资格不够这一主线。”[33]看似以文白之争为表，内涵却为封建文人门等级观念的折射对应，这场论争若是从这一角度看，已背离了论辩的基本原则，更像是个人攻击。这具有一种荒诞的意味。

在《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中，年迈的老人话语依旧铿锵坚硬：“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在此，林纾顽固守旧的形象异常鲜明，但人们读完全篇所感到的不是他的愤怒，而是他的痛心和无奈：“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抑凭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他的谆谆教诲、苦口婆心之情流于字里行间。到了论战尾声，他又在《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无奈地说道：“此古文一道，已属声消烬灭之秋，何再用革除之力？”如唐德刚所说，“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打？）自倒”[34]，且林纾反对的并非白话，而是白话完全替代古文的局面。但是，他这种不够激进的立场不能为革命欲求空前强烈的“五四”文化人接受。当“五四”文化人为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而苦恼时，林纾的犹疑论调正好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35]

“五四”文化人出于自身立场的考虑，对旧文学的指责具有明显的偏误。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仅用十二字便翻译了原文中的二百十一个字：“女接所欢，属，而其母下之，遂病。”林纾彼时用字尚不及马班等人开化，只字斟句酌地用了古浓重的“属”、“下”等字。在此，古奥的字法、句法虽不算好，却简练晓畅。而胡适在批评林译时却把它错引为“其女珠，其母下之”，并讥讽其“早成笑柄，且不论”。胡适不但认错古字，还硬添他字，造成误读，钱钟书忍不住批评道：“胡适似乎没意识到他抓林纾的‘笑柄’，自己着实赔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36]。表面上的咬文嚼字并不意味着什么，林纾本不通外语，在“听译”的过程里硬伤、错误很多，但在林译被攻击的这一时期，又有多少类似胡适这般，为达针砭目的而急不可耐妄下论断的人。可惜的是，这样的错误被忽略了，这些误读被人们信以为真了。

林纾身处乱世，晚年心执拗，固执地妄想成全自己的梦，确实愈显孤独，也正是这一系列举动，使他遭致无尽的轻蔑和指摘。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每年都要拜谒光绪皇帝的陵寝，并借诗文抒发怀感之情。如在《谒陵图记》中，他记录了自己谒陵的过程：“呜呼！沧海孤臣犯雪来扣先皇陵殿，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九顿后，伏地失声而哭，宫门二卫士，为之愕然动容。”[37]而这悲痛之情在彼时已不为大众，尤其是抱有翻一切腐朽文化的激进人士所认同。他辞去大学文科讲席之职，拒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邀约，在家中沉浸于古文天地中，选评、整理了大量古文。面对纷纭世事，他有诗云：“十年卖画隐长安，一面时贤胆即寒。世事已无清白望，山人写雪自家看。”[38]但是，他本非一味避世、甘愿独善其身之人。他虽已年迈，却有着旺盛的精力。面对辛亥革命对封建制度的挑战，他倍感惶惶。当全面颠覆传统文化的“五四”运动开始时，他心里守卫的后一片精神领地即将失去，这时，他失去了大家风度，为自己所执着的信仰和文化作后一次困兽之斗。于是，在占据新文化领地的人们看来，林纾有如冥顽不灵的怪物在做垂死挣扎，这样的“封建余孽”，正适做剿杀示众的对象。

三、再议林纾

   今天，人们已不能简单粗暴地将林纾的言行视为“末代遗民”的举动，他对传统文学乃至文化皈依式的信仰，不过是一个受过正统道学影响、浸淫其中几十年的文人，即使愚蠢、却也寻常的文化选择。难能可贵的是，林纾凭借自己其敏锐的文学感知和率坦诚的个，洞达外国文学相较《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优秀作品的优点和技巧。在晚清思想相对开放多元、传统文化依旧根深蒂固的氛围里，林纾的言辞愈显突出。只是，如同晚清民初的启蒙主义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奴隶，没有国民，“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人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39]当时的林纾以及生活在晚清的大多数人并不能跳出时代反观自己，更没有机会、没有心境接受现代西方的国家观念，在林纾们的心中，“国家”依旧是“家国”的国家，依旧是清王朝的天下，而自己也心甘情愿至死都为其“臣民”。林纾曾在《御书记》中高呼：“死表于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也许换个时代，林纾的这番苦心会落得个“忠君爱国”的美名，然而在晚清摧枯拉朽之际，他虽字字泣血，也只能留给后人可悲可叹的背影。

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中说章太炎、康有为、严复、刘半农等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后来则成了“拉车屁股向后”的人[40]。有学者据此将晚清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三类，即彻底的陋儒、腐儒；原本“拉车前进”，后来却“拉车屁股向后”的中间人物；彻底的革命者，也就是一直“拉车前进”的积分子[41]。林纾自然属于中间人物。人们判断晚清这一带有“中间彩”的暧昧时期的历史人物时，不能仅仅依据一件事情或一个行动，因为知识分子的一生不会被某个对的“一”框定住，他们的人生彩斑斓，难以用某种“确定”来明确界定。林纾是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此，学术界争论不休。“文化保守主义”是相对“文化激进主义”而言的，它们诞生的共同土壤，是西方相对成熟的政治文化体系以及自由、开放的话语环境。对于能否将这一概念平移至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有学者存疑，指出彼时的中国没有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类似林纾这样的人是“文化制主义”的典型代表[42]。其实，把林纾归为什么派别不重要，能不能用西方术语套用林纾其人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拨开历史迷雾，剔除历史赋予个人的过重负荷，还原一个相对本真的历史人物，尽量看到一个彩不那么单一的人生，才是人们应做之事，也是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

在“五四”时代风驰电掣的背景中，林纾垂垂老矣的暮年身影、以卵击石的可悲形象，显然植根于他所执着的封建文化乃至政治的深厚土壤中，他的思维和举动无不显示出不智、无利。不过，罗素有云：“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文化再优质，一旦有整齐划一的趋向，这“优质”便值得怀疑。余英时曾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角度论述过“保守”和“激进”的关系：“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相反，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动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图一时之安而窒息了文化的创造生机。”[43]回到吵吵嚷嚷的晚清，闭起眼可以想象那片混沌之景，一个千年古国本就日益衰弱，雪上加霜之时遭到外族重击，在急切的救亡之心驱使下，人们任何过激的行动都有某种理，“五四”运动更无需赘言。在这样的时代，林纾们的保守乃至倒退之举毋庸置疑是“拉车屁股向后”，但时过境迁后静心倾听，那些曾经异质化的声音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急切救亡图存、急切西方化的狂风固然有力，是否忽视并损害了并不腐朽的传统文化因素呢？林纾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为试图探究这一问题的人开阔了视野、开创了新路径，而这样的“参差”，是文化中本应存在的一面，它或许是片面的乃至错误的，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有一种不可或缺的意义。众声齐整的局面本不是常态，即便在晚清混乱的境况下，即便在民族危亡之际，这种异质化声音的存在也有其理，哪怕它是片面的。

林纾和“五四”文化人的对决虽引起广泛关注，其实并无多大理论力度，更多是当事人双方态度上的争执，文言和白话的斗争也没有就此终止，之后学衡派、甲寅派的众多学人继续跟“五四”文化人论战。在一次次较量中，新文学崛起兴盛、走向正轨。“五四”文化人秉持“法乎其上，欲得其中”的态度激烈地反传统，一面努力学习西方文学和理论，一面又承续着传统文学的强大惰，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逐渐生成了。[44]       

    在文学史研究中，研究者总在不断发掘一部分“事实”的同时，不断遮蔽另一部分“事实”[45]。回望历史，林译小说和林纾个人的遭际并不完全相称。林译小说一炮而红、独树一帜，林纾却行走在历史边缘。他承受了对于文人个体过重的负荷，也经受了过多言过其实的误解。在沉寂下来的历史之河中，林纾并未被埋没，他的形象反而愈加清晰扬州铁皮保温施工队，也被更加公正地看待。他是晚清不可少的文学棋子，除却个人意志外，他用白话诗和林译小说身体力行地进了现代文学的发生，这是人们无法抹去的。在中国文学史的漫漫长河里，林纾更像殉道者，牺牲在他经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