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制度新世纪的裂变

古远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文系，武汉  430000）

内容摘要：在新世纪的台湾，民进党实行“去中国化”的文艺政策，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不再“以党领政”。文学的出版在传媒语境的巨型覆盖下，作为主流出版形式的公营出版社当其冲遭遇重新洗牌。文学奖和上世纪大的不同是蓝绿意识形态和多元共生现象全面渗透评奖体制、机构、出版策划和读者反应等方面。大量的原中文系教师改行加入“台湾文学系”后，他们把中国文学带到“台湾文学系”教学中，或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台湾文学系”未能达到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分离的目的。

关键词：文艺政策；文学出版；文学奖；台湾文学系

文学组织制度，不仅包括执政党文艺政策的制定、文学团体的设置以及出版制度、教育制度，还包括文学奖制度的建立。这些制度在新世纪均发生了明显的裂变。

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文艺政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台湾文学，一直与当代社会政治紧密相连。无论是民进党2000年上台8年还是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以来，无不通过有形或无形的文化或文学政策措施来制约文学的发展。

2011年9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办公室发表四部竞选影片《读经篇》，画面以孔庙读经班为主旨，叙述读经班如何从大陆到台湾扎根，其目的是传承和发扬在台湾的中华文化。民进党知道后立即进行抨击，该党发言人诬称马英九是在向中国古代皇帝学习“独尊儒教”，希望马英九不要重蹈中国文化至上、打压本土文化的覆辙[1]。可见，台湾两大政党的文化政策是如此水火不容。

民进党的文化政策贯彻分两个阶段进行。在取得政权前，他们的文化政策致力于宣传、催生“独立的台湾国民意识”。为了让这种意识尽快产生，他们采取了“亡人之国先亡其史”的做法。在史书方面，有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在文学上，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和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和其遥相呼应。叶、彭所著的两本书，程度不同地强调台湾文学的主体和独立。“史纲”虽然出现过“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中国抗战文学的一部分”的词句，以及有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学”的话，不过这是言不由衷的表面文章，一到政治气候适如2000年11月出版由中岛利郎和泽井律之译的《台湾文学史》时，这些论述被作者本人删得一干二净，并对以陈映真为代表的有强烈中国民族主义倾向的《文季》系统作家，“采取了否定的处理方式。”[2]

民进党取得政权后，其文化政策从催生“独立的台湾国民意识”转向巩固“台独意识”[3]。为此，他们从政治上动“公投、正名、制宪”，文化上采取“去蒋化、去国民党化、去中国化”的措施，将叶石涛当年讲的“台湾意识”转化为“台湾独立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5月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次提出“台湾文化”的概念。他讲的“台湾文化”，是一种与大陆完全对立的 “海洋文化”。海洋文化诚然是台湾文化的重要特征，但过分夸大尤其是鼓吹这种文化，其目的是建立所谓“海洋国家”，那就走入歧途。为实现建立所谓“海洋国家”这一目标，陈水扁采取了如下做法：

任命“台独”人士杜正胜为“教育部长”，将“台湾主体”列为“四大教育施政纲领”；修改中小学教科书，美化荷兰、日本等对台湾的侵略，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

沿着“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变台湾”的思路，把1949年后的“中华民国”当作“台湾史”；

让大学校师生把中国文学视为“外来文学”，企图将其与“外国文学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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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复拈花惹草，紫衣怪人，伟大的宝藏等奇遇任务问题

公****不是用国语而是以闽南语命题，初等考试“本国史地”命题范围不包含神州大地而指“台澎金马”；

把“乡土文学”、“本土文学”改造为具有特殊政治含义的“台湾文学”，用“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取代汉语拼音；

清除象征中国的各种标志、符号、图案和名称，如企图把“中国文艺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的“中国”二字改掉或转换成“台湾”，后受到会员们的抵制未能实现；

与此同时，每逢全台重大选举，陈水扁撕裂族群，操弄“爱台”、“卖台”、“台湾人VS中国人”的议题，不少绿营作家均用自己创作的诗文参与这种撕裂族群的竞选文宣工作。

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中，多数文艺界人士不被理睬，少数被理睬的主要不是看中其文艺成就，而是因为他们赞同陈水扁的台独路线，以至“政治正确”的作家做满八年的“资政作家”和“国策顾问作家”。

这些赞同陈水扁台独路线的绿营作家，为配民进党的台独文艺政策，作品均突显“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两岸互不隶属”，“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主旨，如李敏勇《诗人的忧郁》。李乔的《文化、台湾文化、新国家》等论著，也鼓吹“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切割，还把两岸说成是“异己关系”，将“中华民国”定位为华人国家，而不再是“中国人”的“国家”。

文艺政策作为政府部门的一种措施，根本无法摆脱政治。多年来，人们把文艺政策看成是政府行为，属政治现象；对于文艺政策的研究，也多从文艺政治学的角度切入。民进党为了更好地掩盖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争取中间群众，有时改用语言角度去贯彻自己的文艺政策，具体说来是把台湾文学等同于母语文学。为了使母语文学后继有人，在教育体制上强调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学。至于母语教学，从小学生做起，每周要求他们学河洛语即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语言因庞杂且使用的人有限，请不到老师只好放弃。这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课业负担，当然收不到显著果。因为这项母语教学计划只是民进党文化政策的一场政治秀，目的在于建立与大陆不同的语文系统，即用“华人”取代“中国人”，用“台语”取代“汉语”，为未来的“独立建国”铺平道路。然而政治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不等于教学方案的落实，且不说母语教材奇缺就是有也不统一，单说师资严重不足又没有相应的培训机构，教材研发、经费等配套设施也跟不上，只好任其自生自灭。如此不负责任，是民进党文化政策的一大败笔。

   号称鼓励作家创作自由的民进党，其文艺政策不会用典范的文本发布，而是用领导人的演说或代表执政党政治主张的人士讲话及相关著述来表达。这些讲话和著述离不开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国文学”的陈词滥调，但由于它代表了“扁政权”的声音，所论辩的也是台湾文艺发展方向问题，因此它同样具有文艺政策的意义。

 所谓的“本土文学”，是深绿人士的另一个“独立”法宝。叶石涛曾借评“本土文学”的代表钟肇政的小说时宣称：台湾人“认同自己是汉人不等于认同是中国人”，“光复时的台湾人原本有热烈的意愿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可惜从中国来的统治者轻视台湾人，摧毁了台湾人美好的固有的伦理，使台湾人再沦为‘同胞’的奴隶，这动摇了台湾人原本有的认同感，使得台湾人离心离得以致于为生存而不得不起义抗暴，‘二二八’于焉发生”，于是，“认同感”彻底破灭[4](5)。这种观点，叶氏在新世纪也反复讲过多次。这和李登辉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以及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是完全一致的。叶石涛从文学论述走向文宣说教，把自己的立场紧紧向民进党乃至建国党的文化政策靠拢，完全取代了文学批评的意义，把自己捆绑在政治战车上，和他自己反对过的50年代出现的“反共文学”体现出惊人的同质。

民进党执政前后人士讲话的发表即准文艺政策的出现，是一种特殊现象。它之所以成为“非典型”文艺政策，是因为民进党从不认为文艺可以接受检查、压迫或辅导，故他们少制定文艺政策，而改用人士的讲话内容去代表民进党的政治主张和立场，或者说让他们的发声对执政党无形的文艺政策作发挥和补充。正因为如此，叶石涛的讲话均被其追随者作为文艺政策去贯彻，因此它比来自官方由外行起草的文艺政策文本更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

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民进党认为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指导思想使其文化政策离不开“反共”和“反中”这两条。2008年8月北京举行奥运会时，绿营人士害怕盛大的京奥所形塑的中国正面形象，然会增强台湾人民认同祖国大陆的信心，松动民进党多年经营的中国“侵略台湾”或企图“吞并台湾”的意识，于是先把北京的奥运会污名化为“纳粹奥运”，并把中共领导人抹黑为“粉饰太平”的“纳粹领袖”。正是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民进党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彭瑞金多次把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工作者打成“文学恐龙”，说他们写的台湾文学史是编造出来的“龙的神话”，并点名刘登翰主编的两卷本《台湾文学史》“展现出没有丝毫遮掩愧耻的文化侵略霸权赤裸裸的嘴脸，要吞并台湾文学”[5]。 (6)这里把正常的、平等的文化文流说成是“文化侵略”，把整分流的两岸文学歪曲为“吞并台湾文学”，这除暴露其心虚外，也说明他们是如此排外和夜郎自大。

无论是叶石涛还是彭瑞金的文章或讲话，虽然具有文艺政策的，但毕竟不是以文件的形式下达，缺少了文艺政策的程序和法，因而在理解上导致深绿和浅绿人士理解上的分歧。对他们的争论乃至内斗，这里从略。

不再“以党领政”的国民党文艺政策

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文艺的发展，均与执政党所奉行的文艺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在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文艺的发展，就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息息相关。

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从共时看，其内容充满内在紧张力又复杂多变；从历时角度看，则由于受不同党主席的影响而有一个蜕变过程。

国民党迁台后文艺政策，源头来自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在戒严期间，国民党一直以“中华文化的正统代表”自居，并于1967年发动了以 “增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自信心”为宗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文艺方面，国民党吸取过去有文艺政策而落实不力导致失去民心，从而丢掉大陆的教训，因而在50年代制定了以“反共抗俄”和“战斗文艺”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政策，并通过由蒋经国领导隶属“国防部”的“总政治部”和由张道藩出面组织的“中国文艺协会”两个系统贯彻。这受到自由派作家的抵制，他们反对官方制定文艺政策去制约创作。胡适说：“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辅导，更不能够由政府来指导。”[6] 乡土文学在70年代后期兴起，使国民党文艺体制的建构尤其是“展开反共文艺战斗工作实施方案”迅速式微。1981年，“行政院”下属的文化责机构――文化建设委员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了过去以党领政，以党决定文艺政策的时代。”[7]具体来说，国民党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工会”下设的“中央文艺理论指导小组”，在本土化浪潮冲击下已无法 “指导”，只好将过去查扣期刊、出版物的消作为，和召开“全国文艺会谈”达到控制舆论的做法，改成为作家服务为主。

李登辉主政时期文化政策前后有所不同。1996年以前，李基本上继承蒋氏父子以“中华文化的正统代表”自居的文化政策，强调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柱”，甚至还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口号。后来，李在政治上不再认大陆是祖国，强调本土化、台湾化，在教育和文艺领域开始刮 “去中国化”之风，为“台独”思潮泛滥培育了温床。

90年代本是多元共生的时代，随着台湾经济体制和两岸关系的变化，这时原由蒋介石的亲信张道藩制定的文艺政策早已名存实亡。基于这种情况，他们不再视文艺为一种教化或规训，不再迷信权力的制度化形式。为避免让人从政策中直接联想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便进入了缺乏具体文艺政策的无为而治时代。即是说，与时俱进的国民党不再像50年代那样去起草“现阶段的文艺政策”，其文艺主张通常不以文件的形式下达，而主要通过领导人的讲话进行宣传和实施。

2000年台湾次政党轮替，国民党下野，后于2008年重新执政，开始回归被民进党遗弃的中华文化。马英九还在当台北市长时，就非常重视文化工作，在全岛市县中设文化局。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在其竞选过程中也提出详尽的文化政见，希望台湾能真正做到文化立“国”，希望用文化来深耕台湾，用软实力来面对世界。他明确将台湾文化定为“有台湾特的中华文化”[8]，即认为台湾文化属中华文化之一种，它不同于大陆任何省市，是一种逐渐发展出“自身特”的文化。“它的根来自中华故土，但是在台湾却落地生根，枝繁叶茂。”[9]马英九《政治和行政要为文化服务》这篇讲话，可视为准文艺政策文本，这和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有同等的意义。

民进党曾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改为“国家文化总会”，马英九执政后再把 “中华”二字补回，还一度亲自兼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以建设“中华”为本位有特的台湾文化，马英九通过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中文译音政策，将陈水扁时期强行通过的通用拼音重新改为汉语拼音；将被陈水扁去掉的“中国”抬头的单位名称予以恢复；重新审定教科书，增加中国史的教育内容；恢复祭孔活动，开创遥祭炎黄始祖的先例；提倡文字“识正书简”；鼓励两岸民间作编撰中华语言文字书；力开放陆生入台就读和大陆学历采认等。[10]

马英九政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海峡两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是在威权的年代，文学很多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我在台北市长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观念，现在要倒过来，政治和行政要为文化服务，要为文化界排除障碍，让它有更广阔的空间，这个是我们政治人物应该做的。”[11]政治为文化服务，是一个崭新的文化观念，也是国民党文化政策大逆转的一个信号。它表明重新执政的国民党，对文化和文学界是重视的，而这正是刚从“绿地”中走过来的文化人特别关心和期望的。为不使这些人失望和贯彻“政治为文化服务”这一主张，国民党在新世纪对文艺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成立“文化部”，任命著名作家龙应台为任“部长”。这个部门的成立，撑开了文化格局，让文化更兴旺，文化人更有用武之地，从而深化了两岸文学交流的密度、深度与广度。

二、台湾文学馆历任馆长均是绿营人士。马英九执政后，改派中央大学的李瑞腾当馆长，这意味着“蓝营”重新夺回台湾文学的诠释权。不过，文学馆毕竟设在南部。鉴于本土势力强大，新馆长还得和“绿营”妥协，否则工作无法开展。

三、民进党执政后，台湾文学年鉴的编撰不再由原属国民党文工会管辖的《文讯》杂志负责，改由绿营控制的静宜大学中文系接手，于是“年鉴”彩由泛蓝转换为泛绿。从2009年起，台湾文学年鉴的主编权重新回到李瑞腾手中。从“台湾的文学年鉴”到“台湾文学的年鉴”再到“台湾的文学年鉴”，这种大变脸，可看出政党轮替给文学资讯带来的伤害。

四、“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自2008年起颁发“国家文艺奖”以肯定艺文工作者，并将奖金提高至100万台币。为了延续这些得奖者理念与事迹，有关部门致力于出版得奖者传记。“中国文艺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等组织的名称则保持不变，并尽可能让其发展壮大。

五、坚持用中文写作，不赞成全面使用“台语”，更不同意只有用“台语写作”的文学才是台湾文学的观点。

作为马英九时代文艺政策掌门人的龙应台，完全不同于50年代的张道藩。她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而有显赫的文学创作成绩。她不靠政治背景，不靠与官方拉关系而靠自己的能力打开文艺局面。但限于其“外来”――从国外、境外回归台湾的背景，对台湾文艺了解不够深，并在超越蓝绿两方面做得不理想，因而常受到两派的攻击。作为一位文艺内行者，龙应台面对民众的不满情绪，每天毕竟心情沉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可以预料，龙应台一旦在地雷阵中跳芭蕾舞提前 “阵亡”后，重新和文学“复婚”也就指日可待。

新媒介时代的出版体制

新世纪台湾文学的出版，用现代业的企划经营与世界接轨的手段造成快速发展，业已形成了兼具“纸质书”与“电子书”双重质的文化现状。在此过程中生成的出版文化，见证着并以它不同于上世纪的功能优势，日益深入地参与到新世纪文学制度的建构之中。

在传媒语境的巨型覆盖下，作为主流出版形式的公营出版社当其冲遭遇重新洗牌。如果说在上世纪解严后，现代出版的革新对台湾文学所产生的冲击波还未引起人们刮目相看，那么到了新世纪，那怕是对出版体制的变革持保留态度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台湾”取代“中国”的思潮及网络对文学出版所产生的的解构力量。不仅纸质出版经历着从“语言”转向“图像”，进入视觉文化的新阶段――如九歌出版社增加视觉阅读的编辑方式，出版“立体小说”，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尤其是电子出版物的上市，台湾新世纪的出版体制无疑发生了重大变化。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不论是出版群落、作者队伍还是书籍生产、出版传播、读者消费，都出现了过去少有的文学生态。比如传统的出版市场由琼瑶、三毛、古龙还有席慕蓉等流行作家所垄断，现在转换成九把刀一类的网络写手通过上网或手机，让文学走入“寻常百姓家”。文学出版市场历来是具有文学知识或写作能力的读者所构成，现在转换成不一定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网民以及手机一族，他们不受纸质本的限制可以在地铁或餐馆无节制地阅读作品。即是说，“文学传播开始由单向传播转换多向交互式传播，由延迟传播转换为迅捷传播等，从物质、时间、空间三位一体上突破了原有的藩篱，实现了文学的无障碍传播等等，不一而足。”[12]

     乍看起来，新世纪的台湾文学出版制度向出版民主化、自由化迈出了一大步，书籍的生产比任何时期均显得活跃繁荣，可把新媒界衍生的网络出版物与纸质出版物在同一维度上进行对照，就可发现在网络上发表和出版的作品垃圾甚多，再繁华也敌不过出纯文学的“五小”出版社的出版品。这“五小”出版社的“小”，系相对“联经”、“时报”等资金雄厚的大出版公司而言，计有“纯文学”、“大地”、“九歌”、“尔雅”、“洪范”。纯文学出版社已于1995年结束，大地出版社于1990年让出了经营权，尔雅出版社在新世纪仍出版了在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作品，洪范书店还是以出高雅的严肃文学为己任。

作家办出版社是我国新文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1949年后在大陆被中断，而台湾却一直保持着。在“纯文学”等所谓“五小”出版社中，坚持久、成为显著的是成立于1978年3月的九歌出版社。办文艺出版社容易倒闭，就是不关门也会越办越小，能坚持下来也是因为渗淡经营，可蔡文甫创办的九歌出版社却越办越兴旺，老字号的“九歌”竟像母鸡下蛋生出了子公司。在“九歌”出版史上，值得称道的是《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其中1970―1989年分为新诗、散文、小说、戏剧、评论五卷，计15册，出版后在海内外获得一片好评。他们又于2003年出1989―2003年同名“大系”，仍分五卷，共选300多位作家的作

品，计12册。对台湾当代文学研究，这两套“大系”是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如果把各卷《导言》汇起来，也就成了台湾文学佳的断代史。

文学的出版过程在新世纪的台湾未纳入官方统一管理，编辑便成为书籍出版的重要守门人。台湾不比大陆有严格的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的“三审”制度。至于门从事自费出书的出版社，审查更为宽松，有的则根本不审查，校对也交给作者本人，因而错字很多，常常出一本新书附赠一册勘误表。规模较大的出版社不存在这个问题，责任编辑认真审稿校对，差错少。

由于流行文化不断挤压精英文化，管道保温施工再加上老百姓普遍流行历史怀旧心理，这造成新世纪的文学出版有两个看点：一是回忆录的出版，成功的作者有龙应台、王鼎钧、齐邦媛。二是经典的重塑，如九歌出版社对文学不变的坚持便表现在出版“典藏小说”、“典藏散文”，以及用套书形式广告销的“名家名著选”。此外是老一辈作家全集和文集纷纷出版。

一个大型出版社相当于一个行政机构。在大陆，由于出版公营化，故社长大部分为中共党员，而台湾的民营出版社没有这一制度。在宝岛，谁出资出版，谁就是老板，但这不等于说出版社完全脱离政治。一般说来，出版社不管有任何政治颜，都不会公开打出旗号，都会“聪明地”伪装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预设立场、感情偏好、人际网络。只要是好作品且有销路诚然都愿意出版，但个别作品政治颜太浓如深绿作品，北部的蓝营出版社便会抵制，如杨青矗号称“以文学为美丽岛历史为见证”的长篇小说《美丽岛进行曲》，尽管获得了“国家文艺基金会”的创作补贴，“国艺会”也中介了北部的一家知名出版社协助出版，但该出版社负责人看完文稿后，觉得此书的内容太敏感，涉及一连串的选举运动、劳工运动、逮捕刑求、审判辩论、林家血案、国际人权救援，只好将文稿打回[13]。

新世纪的台湾文学出版传统韵味日渐退化与官办出版社几乎全军覆没分不开。还在运作中的中正书局也是日薄西山，早已没有当年的派头和风采。回想五六十年代，党营、军营、公营出版一直是国民党在文化事业上的一张王牌，从老资格的中正书局外加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现的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华欣出版公司以及重振旗鼓的幼狮文化公司，在出版市场大放异采。可到了80年代初，随着党外运动的兴起，出版市场新添了标榜台湾意识、宣扬本土文化的前卫出版社，以后又有座落在南部的春晖出版社。这两家出版社到了新世纪尽管运转困难，“前卫”一度还差点关门，但毕竟苦撑着出版了一系列本省籍的作家作品，并成了台湾文学主体论述的基地。其中前卫出版社台独倾向鲜明，在2001年出版宣扬台独的《台湾论》日译本大捞了一把，同时引发巨大争议以至成为“事件”。“春晖”虽扎根于高雄，却替全岛的本土文学发声。望春风文化事业公司则以出版李乔的台独文化论述著称。

以出本土文学著称的南部出版社，在全球化语境下，与北部的九歌出版社、尔雅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相比，均面临着困境。台北市毕竟集中了全台湾大的出版资源，其中新兴的以强大势头发展的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引人瞩目，它是台湾唯一同时拥有POD随需印刷技术与BOD随需出版机制的公司，近年来因为出版种类丰富，已逐渐成为台湾新兴出版市场的知名品牌。2008年起，更获得独家授权，成立台湾唯一卖官方出版品的展售门市――“国家书店”，与“国家网络书店”(www.govbooks.com.tw)相互呼应，为更多海内外读者提供进一步的优质服务。秀威公司全力研发数字化出版管理系统，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广泛运用于出版管理、编辑、印刷、销售等，积动数字出版，以新型态“大量订做”（mass customization）出版模式，达到出版品的业化、客制化和数字化，透过信息网络实现全系统的动态管理。他们经营理念是：核心价值在于能够提供以知识作为基础的产品与加值服务，其生产型态为大量订做(Mass Customization)，即个人化、分众化与客制化。POD是该公司掌握生产技术的基础，出版则为应用。他们打破make then sell传统卖书模式，改为sellthen make的零库存生产。所有出版流程一次全部完成，让知识传承没有阻碍，让纸本书籍永不版。[14]

新世纪以来，台湾出版业竞争厉害。从《联文学》总编辑位子上御任的初安民，另办《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和同名的出版公司，与《联文学》和联文学出版社成犄角之势。他们在暗中较量，“印刻”潜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无论是北部的“东大”、“三民”、“麦田”，还是南部的“春晖”，不管有多么强的主观、偏狭、利益，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出版理念在新的出版市场中苦撑、苦战。在这种情况下，位于台南的台湾文学馆出版了《2007台湾作家作品目录》《台湾现当代作家评论资料目录》《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台湾文学史长篇》等一系列套书，远远超过当年由军方出资的黎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刊》《中华文化百科全书》《中华通史》等丛书的规模。这一方面是由于该馆资源丰富，另一方面与前任馆长的努力尤其是新任馆长李瑞腾立志要将台湾文学馆办成全球的台湾文学研究中心的理念有关。

泛滥成灾的文学奖

在文学奖方面，50年代具的是官方设立的“中华文艺奖”，于1955年解散后仍有军方、党方和政府部门颁发的各种文艺奖。可这些官方文学奖的在70年代后期已被《联报》《中国时报》的文学奖所取代。到了政权轮替，随着政治夜市热闹非凡，随着选举口水漫天飘洒，随着“去中国化”思潮愈演愈烈，台湾的文学评奖制度在新世纪发生了裂变。

新世纪文学奖和上世纪大的不同是蓝绿意识形态和多元共生现象全面渗透评奖体制、机构、出版策划和读者反应等方方面面。官办的如“国家文艺奖”、“总统文化奖”、“金鼎奖”尽管还像过去那样对文学发展起着所谓样板作用，但大部分作家对其评奖标准均不认可。蓝、绿两派和消费市场无时无处不在建立各自的评价标准与机制。即使是标榜客观的评奖，也或明或暗受这种标准与机制的制约。这就是说，评奖制度是按照各自“政治正确”原则和艺术标准，“制造”自己的文学明星，出自己认可的“优秀”作品，另一作用是让作家们在简历中增添一条得奖资历。

新世纪的台湾文学奖，可谓是五花八门。且不说全球的、全岛的、地方的，还有属于媒体、宗教、学校、基金会、行业会、工作室的。这些文学奖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相互作用，共同参与了新世纪台湾文学制度的建构。在新世纪台湾文学场域中诸多评奖活动，不仅包括批评和创作中所运用的一般文学知识，也包括政治知识、社会常识、市场意识。正是这些知识的力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台湾文学奖的基本形态。创办杂志、举办会议、对获奖作品进行评价，然后出版得奖者传记，让得奖者巡回演讲，是影响新世纪台湾文学奖变革的重要方式。文学媒体、民间团体、台湾文学馆、地方文化单位也由此成为新世纪文学奖变革的重要手。

新世纪台湾文学奖的来源于政治权力及由此带来的文学话语权。即是说，某些全岛的文学奖人们之所以看好，很大程度是因为主办者和执政者有良好的作关系，拥有充分的行政资源，否则光亮度就不大。如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于2001年创办的“总统文化奖”，在民进党统治时期被“绿化”，钟肇政等绿营作家获得了相当于终身成就奖的百奖。

官办奖为避免僵化和舆论的指责，也作过一些小修小补的改革，如“国家文艺奖”原称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这里有旧制与新制之别，其差异就在于旧制“类别与项目”较为细密完整 ，比如文学部分，旧制细分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新诗、旧诗、歌词、传记文学、新闻文学、戏剧、文艺理论、电影剧本等，每届申请人够水平则颁发，无则从缺。新制则较重视终身成就，这未与当年成就有关，如文学类仅一人得奖，是为了广得奖者的创作经验与成就。

在政治正确――审美标准――市场应三元模式的新世纪文学评奖机制中，获奖者的成分在走向年轻化。由初为包括资深作家、传播者和消费者在内的具兼容的话语，而随着人们对文坛现状及文学市场的深入把握，得奖者更多的是新一代作家。正是靠这种后来居上的新秀，潜在地影响着新世纪台湾文学奖体制的变革。由《联报》系主办的《联报》文学奖和《联文学》新人奖之所以未曾老化，不仅在于它的公开原则，还在于这个奖一直在突出新人，不被著名作家所垄断，如2012年34届《联报》文学奖，刚大学毕业的舒猫（吴纯）便榜上有名。

新世纪台湾文学场域在减弱官办文学奖向地方化倾斜的改革中，逐步确立了作家们相对于政治干预的独立地位。“工作室”的加盟，也给通俗文学得奖开辟了新管道，而高校台湾文学研究的开展，亦为文学论著进入评奖机制架起了桥梁。这方面的文学奖有由明日工作室于2005年创办的温世仁武侠小说百万大赏征文，由台湾诗学社于2009年创办的台湾诗学研究奖和由台湾文学馆于2005年创办的台湾文学研究论文奖助。

新世纪台湾文学奖另一突出趋势是综型的奖项在萎缩，而门化的奖项越来越多。这门化表现之一要么获奖者是清一本土作家，要么本土作家是用母语创作。另从文体上分，有小说奖、散文奖、新诗奖、翻译奖，还有长篇小说发展案、九歌二百万长篇小说奖、倪匡科幻奖、儿童文学奖等等。也有以作家命名的文学奖，如由个人出资设立、打破官方文学奖的一统天下的“吴浊流文学奖”、“巫永福奖”、“吴三连奖”。另有为纪念散文兼翻译大师梁实秋而设的梁实秋文学奖，它走过四分之一世纪后由梁实秋生前执教多年的台湾师范大学接办，人们期盼它“春兰兮秋菊，长无兮终古。”

有些地方文艺奖虽然覆盖面不广，但在县市起到了鼓励创作和振兴文运的作用，如由台南县政府创办于2002年的玉山文学奖，由高雄市文化局创办的“打狗（高雄的本名叫“打狗”）文学奖”，以及由台中市创办的大墩文学奖、台北市创办的台北文学奖、台北县创办的台北县文学奖。这些奖从征文到评审再到颁奖，差不多花一整年时间。可惜的是颁奖后作品的传播陷入困境。主办者少考虑获奖作品如何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被广泛阅读及评论。“作家生活的困窘、出版市场的‘冷清’与颁奖时的‘热闹’几乎成了两的对比。”[15]

文学奖本是作家的身外之物，但仍有一些作家尤其是不入流的作者对此趋之若骛，以让文学奖证明自己的文学地位和身份。为满足这些作家的要求，各种部门均插手文学奖，为文学奖游戏另添了几分“亮”，如史2006征文、外籍劳工诗文比赛、基督教雄善文学奖，另有宗教文学奖、法律文学创作奖、台北旅行文学奖、叶红女诗奖、世界华文文学奖、海翁台语文学奖、台湾闽客语文学奖、彭邦桢诗奖、台湾诗学散文诗奖、林荣三文学奖、台湾文学部落格奖、风起云涌青年文学奖……

有一部风行一时的草根电影叫《疯狂的石头》。套用这句话：新世纪以来台湾民间文学奖“风起云涌”以至泛滥成灾，也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它们共享着如下几个特征：“真假难辨、反讽主义、黑幽默。”[16]不过，这么多民间文学奖，毕竟说明非官方奖已成为左右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特点是未经过蓝绿两党意识形态的认证，另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上，都谈不上丰厚。一旦主办单位“断奶”，这些文学奖也就无疾而终。

多如牛毛的新世纪台湾文学奖项，如果不是病入膏肓，恐怕也是问题重重，急需下猛药诊治：1、奖项相似，造成一稿多投，重复发奖，浪费资源。2、不少奖项不仅资金欠缺，稿源也严重不足。3、许多征文作者均以上次得奖作品为样板进行炮制，有独创的不多。4、文类不平衡，许多文学奖偏向小说、新诗、散文三大类，剧本的征集常常被忽略。5、随着刊向文化方面转型，能登较长的短篇小说的刊越来越少，因而征文时对短篇小说的数字要求越来越短，这不利于这种文体的发展。6、评审团队与机制未能及时刷新，评审委员长期老面孔居多，得奖者也差不多是固定那几位。有一句“名言”为：“评审的名单出来，就知道会是怎样的作品较可能得奖。”7、某些征文奖已成了投机分子进入文坛的敲门砖[17]。更重要的问题是族群撕裂渗透其中，如2000年夏天，高雄市文艺奖文学部颁给以中国意识著称的余光中，中生代独派诗人张德本认为余光中没有资格得此奖项，便在颁奖典礼上举着拳头高喊：“强烈抗议！不许打压台湾文学！”2011年在台北颁发的“国家文艺奖”也有小插曲：亲自到场的台湾地区高领导人马英九特别上台致赠五位得奖者小礼物，唯独歌剧艺术家曾道雄不愿上台，他表示这是艺术的场，不应扯上政治。不过，马英九事后仍走下台亲自向这位绿营艺术家握手道贺。

在众多不满和反对声音的背后，隐藏着台湾文学界一直不敢面对的事实：文学评奖受到政党、舆论、商风、社团制约的因素，越来越多外在势力在干预它们，这些势力扼杀了评奖是为了再现典范乃至发现经典的可能，使既定的美学立场无法坚守，终导致了文学评奖成了某些小圈子“排排坐，分果果”的吊诡，使某些文学奖不但在社会上影响甚微，即便在文学界也少有人问津。这点正好和南京大学王彬彬评某些大陆文学奖一样：所谓文学奖，不过“是组织者、评委和获奖者的一次自助餐。”[18]

台湾文学系在“变质”？

日据时期虽然废止中文，但仍有少数学校保留台湾语文的教育。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在全面禁用日文时大力广国语，其代价是台湾方言被扼杀。这种独尊国语的局面，一直到1997年才有较大的改变。正是这一年，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台湾文学系与新竹师范学院下设的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研究所开始招生，这标志着台湾文学及其语文教育与研究正式进入高等学府讲台。

在民进党新千年执政后，从上至下鼓励各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至今已有20多所大学拥有这方面的教研机构。其中2000年8月成立的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是全岛一所。该校2002年9月设立的台湾文学系及博士班，又成为全岛唯一具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台湾文学教研机构，这个机构先后由陈万益、吕兴昌、游胜冠、廖淑芳等人担任台湾文学系系主任。

作为一门在90年代产生的台湾文学学科，其研究对象为含原住民与汉人两部分的民间文学，明清、日据时代的古典文学，日据时期的新文学及战后各阶段文学。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本科班的教学目标为：建立台湾文学的知识体系，传承台湾文学香火；培养台湾母语及台湾文学师资，落实台湾文学与语言教育；改善台湾文学生态，提升台湾文学研究水准。研究班的教学目标为：一、全面搜集台湾文学的相关文献史料，并作深入探讨；二、对台湾文学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三、强化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训练；四、重视区域文学的比较研究，以此突显台湾文学的在地，并通过不同区域的比较，显现台湾文学的特。[19]

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成立后举办了一系列与台湾文学有关的学术活动，其中2002年11月主办了“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12月与《台湾日报》办“党外运动与台湾本土化座谈会”。该校还出版有相关刊物，如2003年4月游胜冠主编的《岛屿文化评论》季刊创办，2007年4月《台湾文学研究》创刊号问世。

在目前台湾各大学台湾文学系所中，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他们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急独派远远不满足于这些，他们强调台湾文学系须与中文系全面切割，可令他们担忧的是众多台湾文学系所与中文系无法做到如同楚河汉界那样分明。为此，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蒋为文写了一篇《一个没有市场区隔的学系？――论台湾文学系所的现状与未来》[20]，他认为：

当前台湾文学系所的大危机是没有与中国文学系所建立市场的区隔！也就是当外界来看这两个系的时候，除了名字不同，其余的师资、课程、与研究领域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差异是中国文学系较偏重古典文学，而台湾文学系则偏重在现代文学。即便如此，随着越来越多学校的中国文学系开始调整路线、加重现代文学比例之后，这样的惟一差异也逐渐缩小了。

蒋为文提出“没有市场区隔的学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过，探讨起来由于各人观点不一致难免见仁见智。在我们看来，从文学教育方面来说，如果不是设立“台湾文学系”而是设立台湾文学业，它有利于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日文系、历史系的科际整，有助于培养台湾文学研究人才，有利于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与台湾地区现代文学分流，有助于台湾文学研究从边缘走向业，使台湾文学研究、创作与教学成为文学院发展的一大特。但“台湾文学系”的设立宗旨是为了与中国文学分庭抗礼。只要“台湾文学系”一成立，各大学一年级学生修的《大学国文》就被废止了，代之而起的是台湾文学课程，这样使学生减少了接触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机会，这就难怪中文系教授从此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难上加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没有市场区隔的学系”并不符实际。

研究台湾文学，本应是大学中文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台湾在五、六十年代实行白恐怖，不许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再加上中文系长期以来厚古薄今，甩不掉国学的沉重包袱，致使许多人并不认为台湾有文学，或认为有文学但成就很小，完全不值得研究，这便形成研究本地文学没有学术地位的偏见，使台湾文学一直无法进入高校讲坛。即使有少数人研究，其研究对象也只限于台湾传统诗和汉诗。解严后，藐视、践踏本土文学的台湾高校，由于文化观念的改变，老师不再轻视台湾文学，学生也纷纷成立了“台语社”、“台湾研究社”、“台湾歌谣社”等团体。当中文系还在外围打转时，外文系的学者颜元叔、叶维廉、刘绍铭及后来的张诵圣、王德威，利用国外的讲坛和研讨会场，大力宣扬和广台湾地区文学。正是在他们感召下，台湾本土出现了一支为数可观的统独学者兼有的研究队伍。那些独派学者一直将中国文学视为外来文学加以排挤，并打算将其“挤”到外文系里去。这说明“台湾文学系”成立不是一般的学科建设问题，而是受政治左右，是为了摆脱中国文学的“羁绊”，这将造成台湾大学生不认同中国文学，并在族群和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偏差。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的教授许多人志不在学术而在分离运动，以至有人认为他们运动高于学术[21]。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目前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被‘非学术论述’所垄断”[22]。不过，台湾文学系建立多了，有时确会“变质”：比如大量的原中文系教师改行加入后，他们把中国文学带到台湾文学系教学中，或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台湾文学系未能达到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分离的目的。那怕是未摘掉台独帽子的陈芳明，他主持的政治大学台文所，独尊汉语而不见台语，以至招�“制造台湾文学生态灾难”的批判[23]。可见台湾文学系、所不仅充满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对立，而且“浅绿”与“深绿”派在如何看待台湾文学用何种语言写作上，也是暗潮汹�，斗个不停，以至“转系生一年比一年多，对台文系出路不看好”，即使是被视为台湾文学系重镇的成功大学，学生也抱怨学习4年没有真正学到本领，“让我拿出来告诉所有人‘我读成大台文系’的东西？”[24]

当然，蒋为文提出“没有市场区隔的学系”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无的放矢。只不过是他要求太多太快，这体现了台独诉求者的焦虑。用平常心看，是因为无论是台湾文学系所的老师还是学生，主张台湾独立的并不占多数，众多师生也没有明确表态中文系应与“外国文学系”并。他们只觉得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只会给台湾人民带来灾难，不如保持不统不独的局面更有利于生活的安定从而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这就难怪蒋为文感叹：“不少台文系所的老师心里头根本就不把台湾当作主权独立的国家，而是把台湾文学当做中国文学的一支。譬如，有些台文系老师把白先勇、张爱玲、余光中等属中国文学范畴的作家作品竟当做台湾文学的主流来处理。”[25]比如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所就开设有“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从白先勇到郭松�60年代现代小说家作品”、“现代诗”、“现代散文”、“后殖民文学选读”等课程。

另方面，多数台湾文学系师生不认同只有用台语写作的作品才叫台湾文学，这正如熊猫虽然是从大陆引进，但不能简单地说它就是“外来种”，因为熊猫与台湾的黑熊有相似的属。正如乡土作家黄春明所说，只有用中文写作才有利于与读者交流。为了把中国语文当成新的个人母语，台湾文学系师生甚至“进一步‘乞食赶庙公’开始围剿台湾本土语言，以法化他们使用华语的行为。”[26]这里用“围剿”一词，有夸大成分，但“乞食赶庙公”者确实认为台湾文学系不应与中文系全面断裂，这是基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分支的观念。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们不赞同“台语”的说法，认为应该用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才符台湾的实际。如果只有闽南话才有资格称为“台语”而把客家话置于“台语”之外，这是典型的福佬沙文主义或“台语沙文主义”。当然，他们并不反对作家在作品中适当地使用方言，但这方言不能太偏辟，须各族群的人都能读得懂。

在讨论“台湾文学系是否在质变”时有两种趋势值得检讨，如蒋为文认为“台湾语文”是台湾文学系的“业证照与利发明”，其实所谓“台湾语文”不是来自福建，就是源于广东。不过于强调“台湾语文”的特殊地位，不但不会“失去台湾文学系的优势”[27]，反而会使台湾文学系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而不是愈走愈狭窄。另方面，重视文学教育生态平衡与持续发展，不过分强调台湾文学系与中文系的差异以至对立，两者应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水火不相容。如果认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国文学”，那台湾文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