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和钦(1879—1944), 字自勋, 仕名铭新, 浙江镇海县海晏乡柴桥(现属宁波北仑区)人。他是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醉心科学的新型知识分子、近代科学中国化的积极实践者[1]。他一生笔耕不辍, 除科学、哲学和艺术等领域的文章、著作外, 诗文方面的著述颇丰。虞和钦撰文, 上追汉之两司马, 近宗桐城散文派; 而作诗“得李(白)之清俊而去其放佚, 得杜(甫)之浑雄而去其拙滞”[2]159-162, 多以比兴、叙事写情, 深化题旨。他的诗主要有五、七言古诗、律诗, 六言律诗, 文主要有古体散文, 间有骈文、半白话散文等。这些诗文, 既有原创诗文, 也有诗文评论。

一、原创诗文

虞和钦一生创作有大量诗文, 现存世或有记载的文集有《和钦文初编》《莳薰丛谈》《闲窗趣谈》, 诗集有《诗稿待删》《沪战杂诗附战后诗》(共166首)、《莳薰先生病中杂诗百首》, 其中《和钦文初编》《诗稿待删》已刊行, 其余则为稿本[3]32。下面择其要而述之。

(一) 《和钦文初编》

《和钦文初编》刊印于1938年3月, 中国近现代海派书法的台柱马公愚(1893—1969)题签, 包括上、下两卷, 共41篇文章, 文体包括杂文、随笔、游记、文集序跋、赠序、人物(别)传、像赞、碑记(墓表、墓志)、琴铭等。其中涉及不少历史闻人, 人物传如《冯公玉祥事略》《黄元同先生别传》《方液仙先生四十生日颂并序》等, 碑记如《南苑昭忠祠刻石》《广州中山堂刻石》(均以他人名义撰拟)[3]32。其中《广州中山堂刻石》写道:

炎汉中微, 殊族以猖; 猾我虔我, 国濒于亡。先生崛起, 拯弱御疆; 肇自南圻, 迺及朔方。载兴载蹶, 厥道大昌; 匪天斡运, 率循民常。爰制国宪, 爰建国纲; 九州永奠, 二曜重光。巍巍者德, 翼翼者堂; 邦人瞻之, 畴曷敢忘。[4]18a

上述四言体铭文, 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孙中山先生一生反帝、反封建的丰功伟绩, 读之朗朗上口, 闻之铿锵有力, 是为其碑记中政治色彩浓厚之作。

《和钦文初编》中的文集序跋、赠序、寿序、像赞、琴铭将另文述及, 此不多述。下面主要介绍其中的杂文、随笔、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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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钦文初编》中收录的杂文、随笔、游记包括《一伦说》《述遇》《哭庵》《舟室记》《游陶然亭记》《偶读山堂记》《西山莳薰精舍记》《古驩室记》《游天龙山记》《记金君言》《悼笔》等。其中具代表者为《一伦说》《述遇》[3]32。

《一伦说》在我国传统的“五伦说”(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人伦循环变化的人类社会发展观, 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论述人伦之循环变化的现象, 下编主要论述人伦循环变化的原因, 并得出人伦的适时性结论, 文中也蕴涵一些辩证思想。

《述遇》通过记叙虞和钦与一“乘高轩驷马”朋友关于君子、俗夫对富贵贫贱的不同理解的对话, 来说明他所崇尚的“道”, 即“不贵轩冕, 不重岩穴; 可仕则仕, 可止则止; 仕则展寀敷政, 止则集民错事; 颛制之治成自上, 共和之政秉自下; 达固善兼天下, 穷乌可独善其身”[5]4b。

《述遇》作于虞和钦晚年退隐市井之时。尽管此时他身处窘境(对此, 他曾诗云:“一床欹对一窗小, 日居危楼类巢鸟。先生垂老得奇穷, 宿债列如诸侯表。”[2]166), 然其宅心常乐, 坐立行卧, 各有意境。读他此时所作之诗文, 更觉其有乡野布衣的纯真、超然于红尘之飘洒, 而这些往往是那些与流俗为伍的台阁间文人不曾拥有的。

(二) 《莳薰丛谈》

《莳薰丛谈》初名《虞语》, 为未刊稿, 汇录虞和钦各时期的笔记、杂识, 部分已编入刊行的《文辞我见》和《性理说》, 其中有他对政治及社会的一些思考, 如“文字二宗说”。

“文字二宗说”是虞和钦于从政期间, 在对世界语的思考基础上而提出的。关于前人欲求创设世界语一事, 虞和钦曾云:“世界大地, 万国林立, 语言文字各不相同, 欲求统一, 实甚难事。前有创为世界语者, 本未能行, 且仅就西方各国文字参互臆造, 而于东方语文, 一无采及, 谓之世界语, 实未公允。”[2]170-171故全世界应有东、西方两种通用语言。对此, 他进一步指出:

世界各国文字, 虽各不同, 其实仅有两派(一东方派, 一西方派; 一横文, 一直文; 一仅用谐音, 一兼采六书; 一自左而右, 一自右而左), 无可混合。今拟东方派以中国语文为宗, 西方派以英国语文为宗。此非于语文有所选择, 乃以所行语文版图之广狭、人口之多寡而定, 从多数且便于行也。宗主既定, 即由各国政府通令人民以此两种文字为必修之科, 并各保有其各该本国固有之文字。则中、英人民仅须读两国文字, 其余各国亦仅三国文字, 即可周游世界, 不须翻译, 而各国所出之有用书籍, 亦皆译文有英文或汉文, 世界人民均可阅览。[3]32

上述“文字二宗说”, 虞和钦曾于1919年10月, 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出席在太原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时, 与其讨论过。杜威认为此说迂阔难行, 而虞和钦则辩论说:“世界日益交通, 人民日益接近, 语文二宗乃自然之趋势, 所以创为此说者, 不过促其实现, 使世界人民早得便益, 而免除种种困难也。”[2]17可见, 虞和钦对自己文字二宗说的极力推崇, 且有实现它的强烈愿望, 这或许同他早年从事科学译述的经历有关。虞和钦在研习、传播西方科学的过程中, 曾经学过日文、英文、德文等多国文字, 自觉费时费力, 因此便有上述多只习三国文字即能阅读各国所出书籍, 周游世界的美好设想。

(三) 《诗稿待删》与《徐虞于喁集》

《诗稿待删》按所作的时间先后分16卷, 卷一至卷十六收集诗的首数分别为17、36、64、17、43、80、35、42、23、9、27、65、31、15、28、36, 共568首。这16卷诗装订成四册, 分几次刊印完成:卷一至卷五为第一册(1905—1919年所作), 由虞和钦的诗友、亲家徐翿题签, 1919年12月刊印; 卷六至卷九为第二册(1920—1924年所作), 卷十至卷十二为第三册(1925—1927年所作), 1928年刊印; 卷十三至卷十六为第四册(1928—1933年所作), 1935年11月刊印。虞和钦于全面抗战之前所作之诗, 大多收集在《诗稿待删》中[3]33。

《诗稿待删》中含有虞和钦与徐翿绝大部分的唱和诗, 并有另集《徐虞于喁集》。徐翿, 字铁伧、右羽王, 江苏淮安人, 曾先后任山西晋北榷运局局长、北京政府盐务署参事, 刊刻的诗集有《出塞集》, 为虞和钦和诗多的一位诗友。徐翿酷爱杜诗, 曾苦学十年, 虽“仅能似其一体”, 却收获不少。虞和钦于诗亦尚杜, 虽自谦“茫然无所得”, 却绝不在徐之下。尽管虞和钦有“杜陵敻绝千古, 非后学所能步趋者”之谓, 但惟对徐翿学杜之绩效, 有所称道。虞和钦好融诗、赋、词于一体作六言律诗, 曾与徐翿一道琢磨、订定格调, 且卓有成效, 终使其“调”足用、“法”完备[6]13a。虞对徐诗甚是欣赏, 曾云:“余于今贤诗, 极心折右羽王。盖其下笔便入古, 常卉凡艶, 屏绝殆尽, 而韵味又极深长。集中駪征草, 诗格一变, 信有得于山川之助。昨今两载, 诗更能以深刻之思, 出以跌宕之笔, 为不可及。细检全集, 其律绝古各体诗, 取境各不同。五言律有绝似杜者, 七言律在宋元间, 五言古学杜未逮, 间似昌黎, 七言古多类山谷(黄庭坚——笔者注), 而七言绝则近渔洋一派, 殆因其所好而遂似之欤!”[6]12b

《徐虞于喁集》共四卷, 其中刊印的三卷一册由民国书法家、中国近现代海派书法的代表人物沈尹默题签, 杭县张子立于1927—1928年间校刊, 其中大半作于1926年冬。那时虞和钦在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古城), 任京绥铁路货捐局总办兼绥远货捐分局局长、晋绥财经委员, 兼办晋、绥间商品运输事宜。1926年9月—1927年8月, 因绥远一时相安无事, 虞和钦得空与徐翿一块, 于塞外游阴山、寻元陵、吊青冢、访蒙俗, 相互作诗唱和[3]33, 并谓:“诗境至是一变, 有风沙苍莽之致。”1927年10月, 虞和钦为《徐虞于喁集》的刊印, 题写一诗:“徐虞于喁, 在天一隅。昆岗琢玉, 骊颔舒珠。徐虞于喁, 鸺鹠啁啾; 虞于徐喁, 箫韶飘飖。谓虞虞邪, 迟迟其思; 谓徐徐邪, 联翩千篇。三垂之垠, 四瀆之滨。载于载喁, 其乐只且。”[7]虞和钦对此集所录各诗的创作情形, 以及他所表现出的自谦和对诗友的赞誉, 均溢于言表。

二、诗文评论

虞和钦在诗文学习、创作实践中, 时有心得、感悟, 并汇有《文辞我见》《诗板臆论》两书, 且已刊行于世。另有未刊书稿《莳薰论诗》(录自1924—1926年日记)和未竟之著《古诗句式》。

(一) 《文辞我见》

《文辞我见》于1936年6月刊行, 近代江西派诗人、词人夏敬观(1875—1953)题签。此书为虞和钦中年后, 日常研习诗文的心得集, 类似于日记。因写作时间跨度大, 故其结构松散, 且偶有重复。但其对汉魏以来一些诗文大家的评鉴和关于学诗习文法程之论述(将另文介绍), 对后学还是很有教益的。另外, 留有《文辞我见续编》稿本[3]34。

(二) 《诗板臆论》

《诗板臆论》与《〈琴镜〉释疑》(此著的详细论说见拙文《虞和钦琴学实践述要》[8])合册, 于1930年初印行, 流寓山西的清末遗老赵意空(1867—1937)题签, 为“莳熏精舍丛著”(《和钦文集》原名)之二, 主要讲述吟诵诗句的“板法”、运用“空板”的原则, 即吟诗的一般程式。关于此著撰述的缘起, 虞和钦写道:

古诗音节, 本出天籁, 善读者读之, 无不合拍, 不必言板而自有板也。但在初学, 每读不成调, 音节错乱, 有伤雅韵。学读不工, 学作犹难。今将其板法, 就臆见所及, 略述之。[9]1a

可见, 虞和钦撰写这部《诗板臆论》, 目的是为启迪初学。此处, “板”即指吟诵诗句的节奏, 大致相当于音乐中的一个节拍; “板法”即是吟诵诗句的方式。《诗板臆论》全书以七言古诗为例, 针对基本的“板法”、运用“空板”的原则、“板法”的变通规则等情形, 均配以范例(如杜甫的《玄都坛歌》)述说。不过, 虞和钦给出是吟诵诗句的基本方法, 故他在此书结尾处提醒读者道:“不必拘守此法, 神明变化, 是在读者。”[9]17b

五言古体和五、七言近体诗的吟诵方法, 虞和钦在书中后也有交代:“五言古诗, 其拍法与七言大致相同……能拍七言诗, 则五言迎刃解矣。至若五七律、七绝、五绝之用律调者, 则用板较古诗为多, 其繁者几同乐曲, 与古诗全不相同, 宜著书, 非短幅所能详也。”[9]17b-18a不过, 他在《文辞我见》中, 还是简单地介绍了古诗与律诗的不同读法[3]35:

古诗与律诗读法不同。即古诗读声, 须长在句中第一、三、五字, 律诗二、四、六字至第七字; 无论古、律, 均以长读为宜; 古诗间可短读, 律诗则万不可也。[6]12b

古诗吟诵之法, 此前未有书。虞和钦撰述《诗板臆论》, 亦表现其为学行事之始创性特点。此书虽仅揭七古“诗板”之大略, 不全面, 甚至“有些村学究气, 过于板滞而不够典雅”[10]243, 但他将过去文人间通行的诗句吟诵方法, 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从而有意或无意中为传承与保护我国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一大贡献, 这或许是虞和钦撰述《诗板臆论》的大价值所在, 难怪此书被当今学者、藏书家辛德勇先生称为“一部讲述吟诗方法的奇书”[10]238-239。

(三) 《古诗句式》

《古诗句式》为虞和钦曾计划撰述之书, 但终未见刊行, 甚至脱稿。不过, 从虞氏的其他作品中, 仍可窥见其概貌。

《古诗句式》拟按古诗用字(实为单字词)的位置分类选辑, 以为初学法程。其主要的分类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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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字在第一位者、第二位者, 以至第七位者;

(2) 状字在第一位者、第二位者, 以至第七位者;

(3) 虚字在第一位者、第二位者, 以至第七位者;

以上各字在第五或第七位者, 即五言或七言的押韵法为紧要。

(4) 用二动字或二状字或二虚字者(亦可以位置分为数类);

(5) 用双字(即两字合成的状词)者(亦可以位置分为数类);

(6) 用叠字(即以两相同字叠成)者(亦可以位置分为数类)。

另外, 虞和钦指出, 作诗用韵, 以实、虚, 动、状各种字交替押为妙, 如用一种字连押数韵, 则句法便显呆滞。不过, 虞和钦指出, 学习诗文时, 句法还是容易的。相比较而言, 篇法难, 神气味韵犹难, 故虞和钦的诗文学习、创作心得著述中, 关于句式的笔墨较少。

上述关于古诗句式的论说, 与现代语法学“词”相对应的概念, 虞和钦称之为“字”, 且出现有实字(词)、虚字(词), 动字(词)、状字(词)等名称, 这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词类观完全一致。《文通》既是第一部汉语语法书, 也是中西方文化开始结合的产物, 曾受到中国近现代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1885—1956, 字遇夫, 号积微)的高度评价:“自马氏著《文通》而吾国始有文法书, 盖近四十年来应用欧洲科学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也。”[11]不过, 《文通》在其问世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先是无人问津, 后又广被诟病。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学界对《文通》的态度更多的还是贬斥。在此等情形下, 虞和钦能接受它, 并将其运用于诗文研习中, 实属难能可贵, 这或许是他“不苟随俗尚”的禀性, 以及早年研习西方科学、致力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经历使然。

三、诗文特质

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扬州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张秋虫(1903—1974, 别名姜公、一沤、藕丝, 别署“百花同日生”)曾评价说:“甬上绩学才人, 同时享盛名者, 冯君木、陈屺怀两先生外, 惟先生独张一帜, 堪与鼎足焉。”[12]甬人学者张美翊和冯君木、陈屺怀是晚清、民国间浙江学界公认的“浙江三杰”。尽管张氏将虞和钦替代“三杰”之首的张美翊有不妥和刻意拔高之嫌, 但据此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虞和钦诗文在当时的影响力。客观地讲, 虞和钦的诗文总体上还是沿袭我国古代一些大诗文家的传统, 少有超越,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不过, 他的诗文所蕴涵中国士人普遍所具有的那种忧患意识、家国情怀, 即文辞服务于精神, 以求“质”胜于文的特征还是别具一格的管道保温施工。

(一) 文辞服务于精神

清代张上若说:“文之至者, 但见精神, 不见语言。”对此, 虞和钦甚是欣赏。因此, 他的文, 在平实的文字间, 大都有一种精神, 即所谓的“质”。前文中述及的《一伦说》《述遇》等散文, 《莳薰丛谈》等杂记莫不如是。

至于作诗, 虞和钦更是意从真诚上用功力, 正直中求神明, 认为“能得乾坤之浩气, 极物我之说情者, 为上乘”, “巧伪不如拙诚”[2]159-162, 故其诗多有赋的特征, 虽然华丽而细腻, 但又不失爽朗而通畅。例如, 他的《避暑山庄》诗:“皇居气象何壮哉, 上真嶪嶪水漼漼……金山寺圮浪拍岸, 文津阁闭阶生莓。梨花何处足伴月, 魅魑宵泣残金堆。况复连年遭丧乱, 如意洲畔刃皑皑。宫墙斫瓦甃作灶, 芬桴灭尽余寒灰。芜庭时出应吏, 即景语我频增唉。流泽未湮民无称, 剩兹旧事闻耇鲐。长杨五柞皆如此, 宁独阿房是祸胎。苍茫独立荒江冷, 把笔赋比兴与亡。”[13]在这里, 虞和钦力求将汉魏赋体纳于诗中, 通过对避暑山庄各景被各次驻军破坏的描写, 来表达对历史文物遭劫的痛惜之情。又如, 他的五言短古诗《静乐道中》:“是日天阴翳, 但见云弥漫。寰区黯无色, 川谷更严寒。过午日渐露, 澹如白玉盘。翻疑月沈江, 掩霭隔曾澜。昼夜苟易晷, 乾坤可反观。以兹悟人事, 忧悒摧心肝。”[14]此诗用字平直、凝重, 但飘然而来, 戛然而止, 既有杜诗之“浑雄”, 又不乏李诗的“清俊”, 可谓有杜诗之风而又不为杜所限, 耐人寻味。难怪近代大诗家、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的郑孝胥(1860—1938, 字苏堪, 号海藏)虽对同辈诗人大都睥睨视之, 惟对虞诗赞誉有加:“明七子复古, 但具轮廓, 而虞君独得精神”[15]; “论诗数十年, 未见此才”[16]。郑氏还常将虞和钦赠送的自刊诗集置诸案右, 实施评点, 曾云:“近得虞君诗, 于杜果深造。沈雄出意表, 纤巧端可扫。”[17]38b后辈诗家也有与郑氏类似的评价。如, 现代诗人、国学大家、朱大可(1898—1978, 名奇, 别署“莲垞”“亚凤”)称:“诗中用字凝重, 深得杜法, 读此一过, 觉他人之诗, 皆如浮花浪蕊, 不耐吹弹, 海藏称之, 良不虚也。”[18]

虞和钦是一位有思想、有历史感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 其胸襟、识力、学问已使其诗文自成面目:文辞“粗弱”“拙巧”“朴华”有度, 风格既不流于俗野, 又不至于伤乎纤巧嬛薄。不过, 他的诗文感人之处, 主要还是靠芳馨悱恻的情思, 而不是依赖辞藻工丽, 即所谓的“质”胜于文。

(二) 诗之“质”

虞和钦所推崇的诗圣老杜, 尽管一生颠破流离, 生活困苦, 但心系苍生, 胸怀国事。闻一多也认为:“诗人的主要的天赋是‘爱’, 爱他的祖国, 爱他的人民。”[19]作为诗人, 虞和钦自不例外。他的诗, 不少蕴涵着一种家国情怀, 尤以讽颂诗和叙事诗为甚, 其字里行间所反映的不是一种对时局的忧患意识, 就是一种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虞和钦的讽颂诗, 主要就是模仿杜甫《寄韩谏议》那样散文气十足的“七古”诗体, 并加以发展而成的[2]160-161。例如, 1928年, 虞和钦于晋军退守绥远后所作的《云中送神曲》:“实沉亦有云中宅, 贤王左右执琼壁。高援北斗射天狼, 期月三年曾臂画。湘灵河伯偕北征, 弃枻乘龙远来格……”①, 其中以“实沉”喻阎锡山, “贤王”喻商震, 以“湘灵”喻蒋介石, 以“河伯”喻冯玉祥, 即阎、商待蒋、冯实行北伐后, 始与他们合作。虞和钦此处乃讥讽阎、商因立志不坚、遇事观望而遭受挫折。1929年, 有感于诗友徐翿的《篝火》《怨歌》二诗所作的《病夫行》:“东方病夫病且贫, 愆痾填籍意不伸。面黔发蓬日嘅呻, 是何妖阸諐厥身……” ②, 是取《道经》中的术语, 用“病夫”比喻中国, 希望“病夫”(中国)能得神仙修炼之术, 日臻康复, 从而颂扬孙中山和参加北伐的将士们。

① 详见虞和钦《诗稿待删(卷十三至卷十六)》(1935年11月刊印)卷十三第2页。

② 详见虞和钦《诗稿待删(卷十三至卷十六)》(1935年11月刊印)卷十三第4、5页。

1929年5月, 桂、冯两系与蒋介石兵戈相见失败后, 冯玉祥应阎锡山“亲赴山西会谈联合反蒋”之假意邀请, 被软禁于太原晋祠。虞和钦闻此, 便与徐翿同作《华山畿》③, 寄以慰冯。该诗典出《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二书, 以“河伯”比喻冯玉祥, 穆王比喻蒋介石。

③ 见虞和钦《诗稿待删(卷十三至卷十六)》(1935年11月刊印)卷十三第7、8页。

虞和钦具代表的讽颂诗是他于1929年和徐翿《吴宫词》所作的《秣陵词》:“秣陵醉尉亦好色, 左抱娇妹右杀贼; 我今却笑唐天子, 手挈玉环鼓声死。石城荡荡天枢明, 湘江月黑湘妃惊; 汉女不来朔风急, 汤泉无潮枯鱼泣。石城荡荡天枢明, 湘江月黑湘妃惊; 汉女不来朔风急, 汤泉无潮枯鱼泣。冯夷褫魄川朝宗, 晋祠有客宵停笻; 蓬莱仙杖呼不出, 且共婉衿醉斜日。参觜骏奔萁休张, 氍毹踏月花鈿香; 维牲及醴燕之邸, 坐看玉帛来济济。”[20]7a此诗的前四句指蒋介石、宋美龄两人相好, 从而取得北伐的胜利。接下来的四句指武昌政府合并于南京政府,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附蒋, 李济深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再接下来的四句指阎锡山、冯玉祥本打算游欧, 而后却挈春同居于晋祠。末四句指因阎锡山的周旋而使东北三省亦能讲信修睦(东北易帜), 会于燕京而不归[2]160-162。虞和钦的《秣陵词》效仿白居易的《长恨歌》, 借历史人物和传说, 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让读者能体味到其所蕴涵的深沉历史意识。诗家语贵在以比兴写情。虞氏的讽颂诗, 承继了中国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比兴, 给读者留以联想的空间, 因此意味深长。

虞和钦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之情, 也表现在他的叙事诗中。其在上海作寓公、身处窘境时所作的叙事诗尤其如此。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事后, 虞和钦整日忧国忧民, 自谓:“生平瓣香草堂, 而遭时丧乱, 怆怀家园, 其履境正酷肖老杜也。”并于1937年8月—1937年11月间, 每天根据上海战事情形作诗数首, 共得七绝150首, 集曰《沪战杂诗》④。该诗集后与虞和钦“八一三”抗战后所作之诗合集, 名曰《沪战杂诗附战后诗》, 手稿现藏于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收藏家王雷家中。“其间颇多珍闻佳什, 堪称诗史”。例如, 1940年7月17日, 日军从镇海小港登陆, 欲攻陷宁波。虞和钦在沪上获悉家乡镇海县城被日军攻陷后, 作《闻镇海陷口占》:“惊闻蛟水失韬钤, 正值南天暑郁炎。双泪涔涔和汗下, 顿令身世入酸咸。”⑤另外, 在《沪战杂诗》集尾一绝云:“卫国未曾学执戈, 书生病老计无何; 寒窗忍搁江郎笔, 渴待他年作凯歌!”在这首诗中, 虞和钦书生报国, 舍笔别无他途之遗憾心境, 表现得淋漓尽致。虞和钦藉以《沪战杂诗》, 以美妙的文字表达其痛恨日寇入侵之情与忧国忧民之心, 同时在一些诗中也流露出未能为国出力, 自感愧恧之意。

④ 虞和钦的《沪战杂诗》手稿先交予好友、上海《东方日报》主编汪北平收藏。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 日寇侵入租借, 私闯民宅, 肆意入室搜查书籍, 欲大兴文字之狱。汪君母亲深怕该诗集祸及汪家, 便暗中令汪君长子将此集秘藏复壁中。但未几, 汪子夭亡, 此诗集便无人知其下落。抗战胜利后, 汪君修葺屋漏, 无意中又被修屋匠人发现。

⑤ 这首诗后入选宁波市北仑区方志办编《北仑历代诗词选》。

虞和钦对于家国的热爱之情, 也许比常人表现得更为浓烈、真挚。例如, 在他的诗稿《沪战杂诗附战后诗》中, 附有他作词、严工上谱曲的《抗战歌》。1945年8月, 中国抗战取得胜利, 正有赖燕许如椽之笔为作凯歌, 无奈先生已驾鹤西去, 所谓“生有杜老之悲, 死有放翁之恨”[12]正是。

(三) 文之“质”

虞和钦作文(甚至包括科学文章), 主要宗法桐城派, 文辞则力求简明达意, 条理清晰。不过其“精神”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如《一伦说》等), 阐释中西哲学、社会学等问题(如《性理说》《公产私资论》等)外, 更是注重宣传中国的语言文字, 以表达他对国家的爱。下面以此“质”为例, 加以说明。

虞和钦在早年的科学译述实践中就曾指出:“苟以冗长无义眩目吃口之学名, 充塞其间, 非特授之者难, 听之者弗晓, 且使中小学儿童, 知我国无所有而蔑视之心生, 其关系于国民教育, 为患滋甚。”[21]而在他的一些散文、杂记中, 也不乏诗人般的家国情怀。

20世纪上半叶, 国际秩序极为不公正, 中国濒临四分五裂。面对如此的国内外形势, 虞和钦提出了中国摆脱西方列强控制和维护国家一统的一些设想, 认为文字的继承对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 他在《文辞我见》中写道:“中国之文字, 历古今而未尝变也。言语之不同, 文字能一之, 其所以不变之理, 则在尊古。故曰, 尊古以一文字, 一文字以一国家。”[6]5b为此, 他曾积极倡导国语运动, 在建立和推行现代中国共同语的同时, 也为国家一统奠定了语言基础。虞和钦是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 在主政山西教育时, 曾力主设立“山西筹备国语统一会”, 以办理“传习注音字母, 编辑国语教科书, 刊发国语书报, 调查全省方言方音, 研究语法, 征集各省方言”等事务[22], 从而在全省大力推行国语运动, 积极响应“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号召。因此, 他的“一文字以一国家”观念, 与国语运动所提出的口号, 在促进国家统一方面的作用, 可谓殊途同归。

虞和钦也极力宣言中国文字的优点。他说, 中国文字, 在诗词中兼容各国文法之规则。例如, “采菊东篱”四字, 系由两名词、一动词、一状词组成, 如果将这四个字随意排列, 均可成句, 但其义自异。虞和钦在《文辞我见》中写道:“中国字系大小相同之个体而成, 纵横左右均可书写, 而其字形、字义, 意象兼备, 既便记忆, 又饶趣味, 且能以简词记多事。试取西文译成中语, 其篇幅每可减少。”由此, 他还归纳出中国文字的一些优点, 即形式美观、文法变化、书写任意、见字知义、词简意多, 如果加上一字四声, 可以分韵、属对, 则他国文字更是无法企及[6]20a-21b。

虞和钦上述关于中国文字的观点, 与“汉字不废, 中国必亡”“西洋文高等, 中国文低下”, 汉语乃“退化的语言”, “汉字是龌龊恶劣的中世纪的茅坑”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干将之“呐喊”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五四”先驱们企图从祖宗留下的文字里去挖掘民族落后的病根, 孰料毋庸牺牲汉字, 中国今日照样腾飞。虞和钦极力维护并推崇中国文字语言, 是其家国情怀的真情流露, 亦足见他在这方面的前瞻性, 因为七八十年后的今天,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均竞相推出一些推广本国语言的举措, 如中国在世界各地竭力创办孔子学院, 德国罄尽心力四处打造歌德学院, 法国财政捉襟见肘也要“倒贴钱”给欧盟培训法语。

另外, 前文中提及《莳薰丛谈》中的“文字二宗说”, 在为中国近代化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之解释提供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的同时, 也是国人对欲消解中国文字的“世界语”的之一种反对声音, 从另一方面表现了虞和钦的家国情怀。

四、结语

针对当前“各类现代文学史著作, 大多是对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叙述, 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旧体诗词创作”的现状, 有学者呼吁, 为“扭转当前人们贵古贱今、贵新贱旧的学术局面”, 当前“应该汇辑出版那些被现代文学史所忽略的旧体文学作品及其史料文献”[23]。虞和钦所创作的旧体诗文, 或许就是这类文献。作为“过渡时期”的新型知识分子, 虞和钦既有科学家之敏锐思想、严谨精神, 又有中国传统士人的彬彬之态、忧思情怀, 文字间透出爱国爱世的儒者之风。他不仅与时俱进, 成为西方科学的积极传播者, 而且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热心传承者。他的诗文作品志在发文辞之己见、言人世之哲理、示艺文之要法; 其留于世之印本、刻本、稿本, 均可启牖后学, 且所蕴之治学方法与心得, 亦足资典范。

致谢: 本文的写作, 得到朱道初、张如安、吴禹星、谢振声等老师的指导, 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