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卫国，1976年那年，在老槐树下发生的事儿，到现在想起来，后脖子还能嗖嗖冒凉气。是我跟几个知青兄弟一起经历的，是刻在骨头缝里的噩梦。

那年头，知青下乡的热潮还没完全退去，咱们村背靠大山，地少人稀，条件算不上好，可还是来了五个知青，四个男的一个女的，领头的叫李建国，是个城里来的小伙子，二十出头，个子高高的，皮肤白净，说话办事都透着一股利索劲儿，就是性子太倔，不信邪。跟他一块儿来的，还有张建军、王爱民、赵卫东，都是差不多的年纪，一个个朝气蓬勃的，扛着铺盖卷儿进了村，把村支书乐得合不拢嘴。

咱们村西头，有棵老槐树，少说也有三四百年的树龄了，树干粗得要三个人手拉手才能抱住，枝繁叶茂的，夏天的时候，树荫能遮半亩地，是村里人纳凉的好去处。可老槐树底下，有一间荒废了十几年的磨坊，墙皮都掉光了，门窗也破了洞，蜘蛛网结了一层又一层，村里人都不敢靠近。为啥？因为这老槐树，在老一辈人嘴里，是“讨债鬼”的寄身之处。

听我爷爷说，早年间，村里有个小姑娘，才七八岁，爹娘死得早，跟着奶奶过活，有天傍晚在老槐树下跳皮筋，不小心掉进磨坊后面的井里淹死了。打那以后，村里就不太平了，隔三差五有人说，半夜看见老槐树下有个穿花棉袄的小女孩在跳皮筋，还有人说，听见磨坊里传来磨盘转动的声音。后来村里的老人们凑钱，请了个道士来看，道士说，那小姑娘是个讨债鬼，死了之后怨气不散，附在了老槐树上，得在树上挂红布条镇压，还说那磨坊是凶地，万万不能住人。

打那以后，每年清明、重阳，村里人都会往老槐树上挂红布条，一挂就是几十年，那磨坊也就这么荒着，没人敢踏进去半步。

知青们来的那天，村里的老支书领着他们看住处，村小学旁边有两间空房，本来是给他们准备的，可李建国瞅了瞅，嫌小，一扭头看见村西头的老槐树和磨坊，眼睛一亮，说：“支书，那磨坊看着挺大的，收拾收拾不就能住人了吗？”

老支书一听，脸都白了，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那地方邪乎得很，不能住人！”

“邪乎？”李建国嗤笑一声，拍了拍胸脯，“支书，我们都是新社会的青年，不信那些封建迷信的玩意儿！不就是一间破磨坊吗？收拾收拾，保准比那两间小房宽敞！”

旁边的张建军也跟着起哄：“就是！我们年轻力壮的，啥妖魔鬼怪没见过？不怕！”

老支书拗不过他们，叹了口气，只能由着他们去了。当天下午，五个知青就扛着扫帚、扁担，直奔磨坊而去。我那时候十七八岁，闲着没事儿，也跟着去看热闹。

到了磨坊门口，一股子霉味和尘土味扑面而来，呛得人直咳嗽。李建国第一个冲进去，拿起扫帚就开始扫地上的灰尘，张建军他们也不甘落后，有的擦窗户，有的修补门框，还有的去拆墙上的蜘蛛网。忙活了大半天，磨坊里的垃圾被清出了好几大堆，其中就有那些挂在老槐树上、风吹日晒得褪了色的红布条——知青们不知道这是干啥用的，以为是没用的破烂，全给扯下来，堆在一块儿，点了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

我当时站在旁边，看着那火越烧越旺，红布条烧成的灰烬被风吹得漫天飞舞，心里咯噔一下，想起爷爷说的话，赶紧跑过去拉李建国的胳膊：“建国哥，别烧！这红布条是村里老人挂来镇压东西的！”

李建国正擦着汗，听见我的话，回头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卫国，你还是个孩子，咋也信这些？这红布条就是些破布片子，烧了干净！”

我还想说啥，可看着他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又把话咽了回去。

当天晚上，四个男知青就搬进了收拾好的磨坊，那个女知青，叫刘芳，胆子小，没敢住，还是去了村小学旁边的空房。临睡前，李建国还在磨坊门口大喊大叫：“妖魔鬼怪要是有本事，就出来见见老子！”

村里人听见了，都摇着头叹气，说这几个知青，怕是要惹祸上身了。

我回家之后，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总觉得要出事儿。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村里就炸开了锅——磨坊里的四个知青，全疯了！

这事儿，还要从搬进去的第一晚说起。那天半夜，我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开门一看，是村支书，他脸色惨白，喘着粗气说：“卫国，快！跟我去磨坊！建国他们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赶紧穿上衣服，跟着村支书往村西头跑。跑到老槐树下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远远就看见磨坊门口围了几个村民，都在交头接耳，脸上满是惊恐。

挤进去一看，我吓得腿都软了。只见李建国、张建军、王爱民、赵卫东四个人，全都蜷缩在磨坊的墙角，浑身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别吃我！别吃我！红布条！红布条！”

他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布满了血丝，眼神空洞，管道保温施工像是丢了魂儿一样。

后来，我才从唯一没疯的女知青刘芳嘴里，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儿。

那天晚上，刘芳因为害怕，没住在磨坊，可她心里不踏实，半夜的时候，就想去磨坊看看几个男知青。走到老槐树下的时候，她远远看见，磨坊的门没关，李建国站在门口，好像在跟谁说话。

刘芳喊了一声：“建国哥！你干啥呢？”

李建国没回头，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刘芳觉得奇怪，就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凑近了才听见，李建国在跟一个小女孩说话。

借着月光，刘芳看见，老槐树上，不知啥时候挂满了红布条，红彤彤的一片，在夜风吹拂下，哗啦啦地响。树下，站着一个穿花棉袄的小女孩，梳着两条小辫子，正低着头，在地上捡什么东西。

李建国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血淋淋的东西，递过去说：“小妹妹，给你！”

小女孩抬起头，刘芳吓得“啊”地一声尖叫，差点晕过去。

那小女孩的脸上，没有五官，没有眼睛，没有鼻子，只有一张竖着的、裂到耳根的嘴！

刘芳连滚带爬地跑回了住处，吓得一夜没睡，直到天亮，才敢喊人去磨坊看。

而李建国他们，是在半夜的时候，被一阵跳皮筋的声音吵醒的。

据后来稍微清醒一点的张建军断断续续地说，那天晚上，他们四个刚躺下，就听见磨坊外面传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数数声，清脆得像个小女孩的声音。

李建国骂了一句：“这大半夜的，谁家孩子不睡觉？”

说着，他就起身，拉开门走了出去。张建军他们觉得好奇，也跟着爬起来，趴在窗户上往外看。

只见老槐树下，挂满了红布条，那个穿花棉袄的小女孩，正在树下跳皮筋。她的皮筋，一头拴在老槐树的树干上，另一头……好像拴在自己的脖子上。

李建国走到小女孩身边，笑着说：“小妹妹，这么晚了，咋还不回家？”

小女孩停下来，背对着他，声音脆脆的：“哥哥，帮我捡一下皮筋。”

李建国低头一看，地上有一根长长的、滑溜溜的东西，像是皮筋，就弯腰捡了起来。可他刚一碰到，就觉得不对劲，那东西湿冷黏稠的，还带着一股血腥味。

他举起来一看，差点把魂儿吓飞了——那根本不是皮筋，是一根长长的、血淋淋的肠子！

就在这时，小女孩慢慢地转过身来。

张建军他们趴在窗户上，看得清清楚楚，那小女孩的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一张竖着的嘴，那张嘴咧开，露出里面又尖又长的牙齿，对着李建国，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紧接着，老槐树上的红布条，像是活了一样，哗啦啦地往下掉，缠在了李建国的身上。张建军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想跑，可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半步。

他们看见，那个小女孩伸出手，手指尖长长的，像爪子一样，朝着李建国的胸口抓去。

然后，他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村里人赶到的时候，磨坊里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几根红布条，老槐树下，还留着一个跳皮筋的痕迹。

李建国他们四个，彻底疯了。村里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医生检查了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是受到了过度惊吓，精神失常了。

后来，村里的老人们凑钱，请了个道士来，道士围着老槐树转了三圈，叹了口气说：“红布条是镇煞的，你们把红布条烧了，等于把煞放出来了。这讨债鬼，缠上这几个知青了。”

道士在老槐树下摆了香案，做了一场法事，又在树上挂满了红布条，还在磨坊门口贴了一道符。打那以后，村里才算太平了。

可那四个知青，再也没好起来。没过多久，他们的家人就从城里赶来，把他们接走了，听说回去之后，一直住在精神病院里，嘴里还是不停地念叨着“红布条”“别吃我”。

那个女知青刘芳，没过多久也走了，再也没回过咱们村。

我后来长大了，离开了村子，去城里打工，可每次回老家，路过村西头的老槐树，都绕着走。那棵老槐树，还是枝繁叶茂的，树上的红布条，一年又一年地挂着，风吹过的时候，哗啦啦地响，像是那个小女孩在数数。

前几年，村里搞开发，有人想把老槐树砍了，盖新房，可刚动了一斧头，就从树上掉下来一条大蛇，把砍树的人吓得摔断了腿。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动那棵老槐树了。

现在，我每次跟孙子讲起这个故事，他都瞪着大眼睛问：“爷爷，那小女孩真的是讨债鬼吗？”

我摸着他的头，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只知道，有些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老槐树下的红布条，不是破布片子，是人心底的敬畏。

没了敬畏，就没了底线，就会惹来祸端。

这道理，我用一辈子，才想明白。